我来自一个还算富裕的家庭，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家庭三代居住在中西部的一个小城镇上，所有人都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过日子。
据说我们这个小家庭曾是某位公爵家族的旁支，但真正开始在这地方创业的还是我叔公。
他找了一个替补代他去参战，然后就开了一家小店传承到了今天。
叔公很早就去世了。
很多人都传我们长得很相像，但我从来都没有在那副挂在小店办公室里的油画上看出我们之间的相似之处。
我1915年的时候从NewHaven毕业后就参加了世界大战。
战争结束的时候，我就回到了小镇上。
很快，渺小的小镇让已经被参战过的我感到无趣。
于是，我就开始前往东部开拓事业，成为一个合伙人。
做一个公司的股东在这时代是挺赚钱的一桩事，至少几乎我所有认识的人都在做，也就不多我一个分一杯羹。
当然，我的打算已经被所有的叔叔婶婶给琢磨过了，他们认真的就像为我选妻子一样。
值得高兴的是，父亲终于被我的一番决心给打动了（但更多是被那些亲戚烦够了），决定资助我足够的创业基金。
于是，我就在二二年的春季到达了纽约。
我在长岛上找到了一幢房子，本来应该是和人合租的，毕竟纽约的房价大多时候都不是刚创业的新人能支付的。
最后，我那位室友因为各种原因跑到了芝加哥，所以现在也就我一个人住在这幢风吹雨淋，极其简陋的小破屋。
其实我还是有只狗的，但它在几天后就走丢了。
和我住一起的还有我那位芬兰老婆子，总是在为我做饭的时候说一些古怪的芬兰俚语。
在岛上的日子还是挺充裕的，我买了无数本关于银行，投资，和金融的书，它们被包装的闪闪发光，就像崭新的钞票一样耀眼，好像只要你读了它们你就是下一代洛克菲勒。
那些书被放在书架上摆成了整齐的一排，可惜的是我很少翻阅它们。
长岛是一个很怪异的地方，或者可以评上北美洲最奇特的住宅区了。
它就位于纽约的北面，一条两块不规则的土地拼在一起，向海面衍生，从上方看的话就像是两块巨大的鹅蛋。
我住在西面的那块的土地上，那个与它兄弟相比更破烂----不，或者说更“朴实”
的。
我的房子还是那种两层的小别墅，不过和隔壁那幢豪华的大城堡相比就足够寒酸了。
那座城堡似乎是法国某家五星级酒店的翻版，高耸的尖顶，占地两万的花园，不规则形状的游泳池，令我的小房子看起来更破旧了。
据说，那是Gatsby的豪宅。
他是新出名的富翁，从祖上传下来的遗产。
在斜对岸的东面全是那种白色的古老宫殿，就是那种爷爷的爷爷的故事里的老式豪宅，华丽而不张扬。
其中的一栋是我遥远的二表姐，Daisy和她丈夫Tom的。
我曾经和他丈夫有过短暂的接触。
我们曾经是一个大学的，但是却不是很熟悉。
Tom从大学起就是一个知名人物，玩橄榄球的，又是富家子弟，同时还身高将近七英尺，怎么看都是贵族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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